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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路遥一样书写情感

“在今天这个时代再读路遥,为什么还有读者被深深感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的情感和表达情感的方式都非常轻薄,我们没有能力再像路遥一样书写情感。”作家格非评价道。2019年是路遥诞辰70周年,他的代表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出版也已经超过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路遥的作品依然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路遥的精神还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路遥作品的价值仍然是值得探讨和发掘的问题。

12月7日,由北京出版集团、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路遥国际文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格非,著名批评家李陀,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晓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籍专家马场公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曲仲,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俊等参加会议,他们就路遥文学的特点和价值展开了深入讨论。

路遥从1975年开始构思创作《平凡的世界》,小说于1986年正式出版。《平凡的世界》指向的是1975到1985这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而正在发生变革的不仅是中国社会,还有中国当代文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各种文学新思潮、新技巧不断涌现,各家各派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态势,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却备受冷落,但路遥仍然坚持创作完成了这部小说。3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那个纷繁复杂的历史阶段,路遥文学的独特价值才真正地凸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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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指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具体细致地描绘了乡土社会的瓦解,为急剧转变的中国社会勾勒出了一个群像。孙少安是李陀眼中“最用力、最丰满”的人物,作为出生在西北农村的青年,孙少安的根扎在乡土社会中,“公”和集体意识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从未退场。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激起这位乡村企业家的内心波澜。李陀直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小说进入一个特别繁盛的时代,但能够用文学对这段历史做近距离且如此细致的思考,恐怕只有路遥。”

“《平凡的世界》像一个导演精心制作的慢镜头,在这个慢镜头里我们几乎看到中国乡土社会这棵大树倒下来的每个阶段和细节,而这一组一组的农民群像又恰恰在瓦解过程中担任着维护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历史过程重叠在乡土社会的瓦解过程里,新旧冲突,特别是新理论、新价值,或者是新利益、新蓝图的召唤,都使得他们不能不介入乡土社会的瓦解过程中,不能不成为乡土社会瓦解的担当者。”

在李陀看来,路遥给我们呈现了中国乡村庞大的变化图景,他的不平凡在于他“用一种非常有气魄的但是又非常尖锐的形式”,描写了中国所处的一个世纪断裂的重要断口。从这个意义上讲,路遥对现实主义有巨大的贡献,《平凡的世界》对我们怎么理解乡土中国的瓦解、理解中国的改革非常有好处。

陈晓明则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阐述路遥写作的独特性所在。他指出,现代中国的乡村叙事长期以“压迫-反抗”的逻辑展开,而路遥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写出了乡村的肯定性,并抓住了大时代中崛起的乡村青年的个体自由意识。他进一步指出,路遥作品中的苦难书写延续了或者说改写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后者所未能触及的农民的苦难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路遥的困苦主题是乡村精神的现代觉醒,内含着个体要成长为自由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可以说是英雄意志。”《平凡的世界》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生活的细致,以人性冷暖作为生活底色,堪称一部纯朴优美的“乡村人伦关系的教科书”。

陈晓明认为,《平凡的世界》以肯定性的高昂态度,写出了19炸金花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乡村青年个体意识的觉醒、顽强地寻找改革命运的人生道路的精神。“对于乡村个体意识的觉醒,对于乡村个体自由精神的肯定,是《平凡的世界》了不起的地方。”在文学史的层面,路遥接续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未尽的理想性方案,率先写出乡村的肯定性,并且抓住时代正在崛起的乡村青年的个人选择、个体的自由意识,以及时代的意识。

他指出,路遥笔下的孙少安和孙少平的形象,实际上延续了梁生宝、萧长春那个时代的一种记忆,延续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想写出的那种社会主义农村的新人新形象,在此基础上,路遥还赋予了他们一种情感的丰富性和自觉性。陈晓明认为,作为西北作家的路遥,对西北有一种文化自信。“西北大地上,一方面是生生不息的苦难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坚定顽强地活下去,总是包含着一种情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确实有一种大地般的归属性。他们把生活和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总是能够在大地上耕作,在大地上承受,在大地上承担。”

“他书写的是个人的觉醒,人完全扎根在生活里,和日常生活和谐一致。他们扎根在生活中——在自己的生活中,在和他人的生活中,在相关的家庭和家族的生活中,在村庄的生活中,自由地、平和地、自在地深入其中。他们的生活写得非常饱满,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在日常经验中得到呈现的。”陈晓明肯定了路遥文学中的日常经验,也对路遥文学的精神价值给予了充分关注。

对一名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路遥的写作,无意是“重”的。格非认为“路遥是一个有诚意的作家,他非常诚恳地把自己的思考、创作跟时代的巨变联系在一起。他没有矫揉造作,就是平凡人的思考。”他指出,作为文学隐喻的《人生》具有超越文学本身的价值,对我们思考当今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和视野。通过作为被现代知识塑造的乡村青年高加林的经历,得以窥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冲突与矛盾,也呈现出丰富的城乡伦理冲突。

“高加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野,这个视野我们很多人在研究《人生》的时候看成是知识的视野,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关于远方的知识。这个声音的出现,它在轰隆隆地平线的远端发牛牛生的事。所以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发展的倾向,或者说是一种本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去阻挡。”格非认为,虽然路遥在《人生》里基本持有发展主义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人生》又暗含着路遥对现代文明去路的深刻思考。

格非提出,虽然有一些问题是路遥在作品里没有提到的,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路遥人物的沉思去联想到。比如,“假如说这个文明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这个文明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形态展开?任何的社会变革或者说某些个人完全没有办法阻挡文明的进程,文明何以以这样的方式展开?这个文明到底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格非谈到《人生》中的一个细节,他发现路遥在这部小说中频繁使用“亲爱的”,因此提出疑问:“从路遥1982年时候的写作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怎么来评价这个发生的改革?”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把它概括为,这段历史也是我们的情感正在濒临枯竭的历史,从丰沛的情感到没有情感,到矫揉造作的变化,这个变化确实让人非常惊心动魄,我们原来的纯朴自然的情感没有了。”

正基于此,格非从路遥的作品里看到了一种忧虑,一种对失重的忧虑。他将这种忧虑表述为:“最核心的忧思是三千年的中国文明,它基本的依托载体就是乡村,或者说乡村进了城市。这里有一个大问题没法展开,就是中国传统城市是依照乡村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既然三千年文明价值所系的乡村,这样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它的所有东西都崩溃,或者用李陀的话说陷入一个巨大的鸿沟,它被瓦解或者攻解了,我们这个新的社会以什么样的价值来为自己立身呢?”

杨庆祥则从人物美学和叙事美学两个面向出发,深入讨论了路遥的多元美学谱系。杨庆祥以《人生》为例分析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情节或者冲突的故事,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故事,因此超越了故事、情节或者冲突的层面,上升到人物的美学或叙事的美学角度。

杨庆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高加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综合性的人物?”他认为,高加林身上有保尔·柯察金的特质,一种变形了的、更复杂的,因此也是有疑问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同时,他也有一点点像于连,有强烈的个人欲望,强烈地想要改变自己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位置。在高加林的时代那种等级体系没有于连所处的等级体系那么典型、那么极端,所以这里也有一点点于连的影子,但是好像又没有于连那么典型。除此之外,高加林的身上也有维特和弗兰肯斯坦这两个人的影子,这恰恰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路遥的作品里面的分裂性。

杨庆祥指出,在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天然带有精神性的德性的东西,而这种德性正是他得以跟其他身边人区别开来的高贵的东西。“高加林是农民中的贵族,是农民阶级里面的骑士,他是一个假装的或者伪装的农民。高加林绝对不是最本格意义上的农民,所以高加林在第一次参加劳动的时候故意把自己穿得破破烂烂,但是后来他调整了自己的穿衣打扮。”

杨庆祥把路遥的作品定义为“一种道德的劝诫小说”。路遥把三种不同的小说传统,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传奇小说、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改造为一种高度内在于中国本土的小说类型,是一种执拗的低音部。“正是这种执拗的低音部,让读者得到精神的宽慰和人性的释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因为路遥的阅读是一个反向的过程,因为有大量的读者阅读最后反过来推动了文化精英们对他的解读,道德的信仰和道德的劝诫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德的信仰,作品就会失去它的道德根基。”